“王爷，父皇的万寿贺礼不知准备的如何了？”
这是发生在皇五子睿亲王的府上的一幕。
正德三十一年，皇五子载因在辽东办理屯田有功而被皇帝封为睿亲王。自那回来以后，他又以亲王之尊领了户部的差事。
此时的睿亲王二十七岁，妥妥的一个健壮青年，身上穿着青色的蟒服，整个人挺拔的很。
听到这个问题他抬头，“怎么？你有让父皇能满意的礼物？”
女子不到三十，容颜艳丽，身姿曼妙，她浅笑了一下，“父皇不爱古玩珍宝，也不爱奇石翡翠，说是要让父皇满意，谁也打不了这个包票。不过妾身最近听说一人，他极擅算学、格物，若是他能有什么新发现，想必父皇不会生厌。”
载想了想，还是摇头了，“这种投机之事还是少做为好，又不是本王研究的成果，说之何益？且只是推荐一个人，寻常之时亦可为之，何需押后等到万寿圣节？你管好内眷即可，为父皇祝寿一事，本王自有安排。”
女子听闻夫君话语中的强硬，不由缩了缩脑袋。
“还有，万寿圣节日益临近，京里中外人士想必不会少，这段时间府中的人尽量少出去，出去了也不要惹事，尤其不得以睿亲王府的名义招摇过市！”
说完这些，载就去了书房。
他现在差事不轻呢，随着国家的扩张，以及商业这种新业态的发展，户部所要管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涉及到银钱，皇帝本就重视，一个不小心出了差错那可担待不起。
书房里，他的左右侍郎都已经在了。
左侍郎是鼎鼎有名的关延卿，他在十几年前就受皇帝夸赞，说他脑袋里有想法，同时也敢于实践。
右侍郎是当年桂萼的学生，姓田，名振古。
桂萼这个人性格刚强，还喜欢耍脾气，朱厚照先让其当了兵部尚书，又转到外务大臣，当时已经是正德二十三年了，可惜没过多久，他就开始生病，身体也频繁生病，最终在正德二十六年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皇帝已经逐渐习惯了送人离开，从最早的李东阳、王鳌、谢迁、杨廷和，到后来是王守仁、杨一清、桂萼、蒋冕、顾人仪……
去年，正德三十四年，张璁也在自己的浙江老家与世长辞。
皇帝十分伤心，下旨给了张璁一个文臣死后的各种殊荣。
王府书房，
他来了以后，关延卿和田振古都站了起来。
“王爷。”
其实他们原本都有成为户部尚书的资格，不过皇子尊贵，那也没办法了。
“坐吧。”
“谢王爷。”
坐下以后，两人对视一眼，关延卿先说：“王爷，那本《大明税法典》已近书成，不知王爷准备什么时候敬呈皇上御览？”
载端坐着，他一向注重自己的仪态和礼节，“税法所涉极其重要，父皇一向重视，这几年来我们三人日夜潜心研究，更觉其中复杂。至于这部法典么，本王想作为万寿圣节的贺礼，你们以为可否？”
田振古微不可查的皱了皱眉。
载注意到了，他虚抬手臂，“田侍郎，有话不妨直说。”
“是，王爷，下官以为不妥。”
“理由呢？”
“下官明白王爷的意思，皇上不爱古玩字画，向来都以国事为重，以这部法典为贺礼不仅符合圣意，而且除了王爷，天下再无人能有同样的本事敬献这样的贺礼。不过……”
他啧了一下嘴巴，继续说，“不过下官以为过寿即过寿，国政为国政，这两者是不是不要混为一谈？王爷敬献上去，难道是要皇上同意这部法典当中的内容吗？这可是国政，以陛下对于国事的看重，绝不至如此轻忽，可这又是万寿圣节王爷的贺礼，碍于父子之情陛下不得不看重。这便是让陛下为难啊。再有，万寿节之后陛下若是推行此法典，尚且算是不错，可要是不推行，王爷这份贺礼意义何在？”
载思考了一下，没有急着否定，“关侍郎，以为呢？”
“下官倒以为并无不可。”他轻松笑着，“田兄，满朝文武皆知皇上看重国事，所以不管皇上推不推行这部法典，其他人都不会觉得奇怪，相反皇上立马同意并下旨照此办理，这才奇怪。如此一来，则其中关键不在于法典是否当行。”
“那在于什么？”
“在于皇上接过这份贺礼，看了法典的内容以后如何想。”
这话没说完，所谓如何想，其实是要说如何想睿亲王。
载抿嘴笑了笑，这就是他不急着否定的理由。
“田侍郎，这并非是本王为大明制定的税法新政，这样的权柄都在皇上手中，本王岂可僭越？这不过是本王统管户部几年所得的总结与思考，其中有些现行税法的弊端以及对应的解决办法，如此而已。”
田振古一愣，不愧是有‘多智’之名的睿亲王，原来这个问题他早有思考。
确实当得起皇帝封的一个‘睿’字，睿者，智也，明也。
“若是如此，下官便无异议了。”
“嗯，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部法典值不值得父皇一阅了。”
财政、税法，这一直都是一个绝大的问题。
有人总结过，帝国到了末年，其所有的突出问题其实背后都是财政问题。国库入不敷出，而税收体系基本败坏，到处需要用钱但实际又拿不出钱，最后只能走向灭亡。
这其中的关键又在税法制度的制定与施行。
朱厚照登基三十多年，他主要的税法改革方向是三个。
第一是将人头税合并到土地税当中，这其实就是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
人头税在名义上取消以后，就破除了‘多生则多纳税’的这种观念，所以使得二十年来国家人口不断增长。
正德三十年，皇帝下旨搞第一次的人口普查，这个工作量很大，花了两年的功夫最后其实只完成了七八成，就这对于封建官僚体系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了，而当时的结果显示全国人口大约为1.42亿。
可以看出比他登基之时已大幅增长。
好在东亚地区的这片广阔国土承载力强，加之国家繁荣富强，养得活。这种情况下，人多就不是负担，而是资源，是底气，是大国国力的基座。
现如今西域、蒙古、南洋到处都有大明的人，如此规模的人口接受一个中央政府统一调度，这当然就会四处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改革方向是以实物纳税税转向货币纳税。
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最初就不是在三五年内就要求全部完成的，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获得货币，强制征收只能令他们的负担加重。
但到了正德三十五年，除了个别与世隔绝的地理区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完成了这个纳税方式的转变。
它的意义在于简化税收的流程，现代人看起来没什么，那是因为比较对象不同……在这个税制之前，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等等。
全部折钱纳税以后，所有的田赋名义统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税官巧立名目，并在复杂的税收流程中做手脚。
税收制度，永远是越简单，越高效。
实际上，历史上也是一直到张居正改革才做到这一步，在此之前历朝历代都没能做到，可见这并非容易之事。
第三个税法改革，就是商税。
商税领域同样存在税法复杂的问题，而且商税制度在明代并不受到重视，收税的办法也有限，所以从洪武到弘治从上到下都没有做过统一的思考与安排。
一般而言，按照收税方式与形式，商税基本上可以分为过税、住税以及盐、茶、铁等特别税收。
过税就是通过交钱的意思，比如在一些水路和陆路的必要节点摆摊收税，甚至还有一种税叫城门税，过此门就交钱。
住税就是有固定的经营地点，比如针对店铺、门摊等收税。
对于这两个税种，朱厚照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第一个过税是基本取消，尤其内航运河的钞关税基本被取消，以促进商品流通和贸易，城门税之类的更是坚决不允许。
内河钞关的税收损失由市舶司的海关税替代，即国内的商人要出海，那么船只上的货物、目的地、价值都要上报，那么大个船你不好跑吧？国外要进来也是一样，这样海关税就不断增长，成为商税中的主力。
这样有两个好处：
第一，能做海贸生意的，一般都是大户人家，向他们收税即便官吏盘剥了一点，也不会伤筋动骨；
第二，让国内成为一个统一市场，即商品出境、入境只在海关缴纳一次税收，而不必在路上过个关就要交个税。处处都有税卡，这是王朝末年之象，而且还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各省之间像是两个国家。
这就叫简化。
至于那些只在境内做生意的商户，他们面临的是住税。
这部分税收收取的理想状态你是赚钱我收税，赚得多收的多，赔钱就免税。
但朝廷并没有办法获取全国数以万计的企业的年营业额和年利润这样的信息，就算下死命令让所有企业自己报税，也还是会有大量的人不报利润或者少报利润。
所以真要做到难度很大，甚至在现有条件下根本没办法做到，倘若按照利润来收，结果就是住税连年降低。
所以住税的收取制度被朱厚照在整体上保留，即宋代、明代初期怎么收的，那就怎么收。只不过是对细节不断完善，比如规定了收税的时间和次数，目的是为了减少对商户打扰。
但只要收税，要想让税官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大明每个县都配有两名税官，就是为了住税的收取。
总的来说，商税制度不完美，但已经是极力而为。
其实两宋时商税收入极高，无非也就是设卡收税和摆摊收税，单次税率虽然不高，但是收税的对象涵盖范围很广，相当于单次收的少，但是收的地方多。
至少现在的大明没有税卡林立的情况。
至于盐税、茶税，这不必多说，现如今它已成为商税中仅次于海关税的税种。
只不过盐税成长有限，因为盐的消耗本身就是刚需，原来就多，再多也多不到哪里去，到正德三十五年，盐税已经连续几年稳定在1.4亿到1.6亿之间。
与此相比，海关税增长明显，最初的时候按银两折算是四百多万，约合四千万银元，但到正德三十五年，海关税已成长到4.8亿元，甚至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了。
住税则相对较低，因为朱厚照比较小心，他不倾向于向小商小贩收取过多的杂税，基本上维持在2亿元上下。
这样，商税在整体上可以达到每年8-9亿元。
而农业赋税则在不断减免，自正德二十二年以来，已连续十几年维持在三十税一的比例，这个税比在历朝历代都是最低的之一。
特殊时期确实没办法比，比如汉文帝宣布过全国免除农业税。
现在大明之所以在农业方面如此‘阔绰’，除了商税兴起，另外一个原因大片的海外耕地。
大明在这里施行的根本不是低税比这个策略，比如在吕宋、爪哇、安南等，这些地方全都是国有企业和民间大商人大片大片购买土地，然后进行商业耕种，整体规模已经突破了一亿亩。
商业耕种，这就是商业行为，不是农民，那么税比就提高了，好点的地方是八税一，更厉害的地方是五税一，这基本就是苏松地区的税比了。
在这里种地不至于活不下去，但肯定活得惨。
至于要是太高了不赚钱怎么办……这个不必替商人担心，因为他们知道使用奴隶并不犯法。
所以农业税大致上也基本上能追得上商业税，每年的岁入也在6-8亿元左右。
这样来算，大明的岁入仅此两项就在14亿到17亿之间，正德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都是如此。
不过这并不是国家岁入的全部，甚至不是最大的那一块收入。
真正的大头是三家官营的贸易公司，分别为主导瓷器和丝绸的南洋公司、主导精盐和雪糖的东方神韵公司以及主导香料贸易的远途公司。
这三家公司拿着西方世界热眼的商品在他们眼前晃荡，像是黑洞一样吸引世界上得黄金和白银迅速流入大明。
在现在载这个户部管事人的眼中，大明不仅是一改过去千年的白银荒，反倒是进入了一种白银过剩的局面。
而且在新大陆上有超级银矿的消息他们也知道，既然可以挖，为什么还要用商品换？哪怕是去抢也没关系，反正那些西洋人行径如海盗，你不抢他们，他们都要来抢你。
要不是打了几场海战，他们还不这么老实呢。
所以在三年前，在睿亲王的推动下大明开始调整海贸的贸易模式，不再单纯的只收白银，而是需要另外一种形式的财富，真正的财富。
比如说粮食、美酒、奴隶，甚至是某项技术，当然，黄金也是可以的。
这些东西大明的商人买来以后才有价值。
就在京师边上的天津卫港，大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市舶司，在这里每年都有数百万石的粮食登岸，也不一定只是大米和面粉了，包括玉米、土豆这类作物都已经作为商品流入。
粮食不会浪费的，因为人吃不下可以给动物吃。
商人是能发现这里的商机的，这些低价而来的粮食卖不出高价，他们就改变方法进行饲养，鸡鸭、猪羊的养殖规模全都起来了。
而肉，往外卖的价格可就高了。
这三家公司不属于户部管辖，所以载对它们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不过皇帝还是公事归公事，会下令三家公司每年向国库上缴利税。
而其规模，已经好几年没有低于10亿了。
国家是好的形势，载这个户部尚书当得就很难不称职，在他接手之时，国家每年的岁入在22亿元上下，几年以后得现在已经达到26亿元。
与此同时，开销却是可控的。
在原来的历史中，大明的开销主要是三块，第一是宗藩俸禄，第二是军饷，第三是官俸。
宗藩俸禄现在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官俸几经提升，至今也就在5亿元左右。在原本的正德年间，有人统计文官大约为2万4千名，武官有10万名。这比洪武年间的不到3万人实在是增长太多太多，尤其是有几个皇帝大肆授官，现在的朱厚照对冗官现象是一直在治理的，不说像洪武年那样精简，但维持在5-6万人还是可以的。
这样官员的平均年俸就在一万元左右，这是完全够花的。
但剩下的也不能都拿去当军饷。
实际上支出还和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在弘治以前，大明是地方政府顾自己的。
因为最初缴纳实物税，不便于运输，所以地方上缴之前就留了本级政府的花销，因而明朝国库总是看起来很拮据。
但是朱厚照改革税法以后，全部上缴货币，甚至银行的发展可以让地方税务直接就地存钱。
那么这个钱就不能让地方留了，而应该全部收归中央，然后由中央统一按需拨钱。
这也是皇权收归中央的一个体现，毕竟各级地方政府要开展工作都需要申请资金，那控制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在开支中，要加入地方政府的预算，这可是不少，小地方几千万，大地方上亿，几十个地方加起来么也是10亿的数量级。
剩余的约10亿岁入才能花在军饷上，当然其实也不是全部，这几年都在8亿元上下。毕竟还会有些重大工程需要投资。
而因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明显，所以这8亿元可不能算是原先的8千万两银子，这么庞大的军费实在夸张，具体的计算是没有标准的，只能用十三年前的一些商品物价进行类比，其实大约也就两千万两左右。
不过即便如此，现在的大明也绝对谈不上国库空虚。
载这个户部尚书其实没那么难当，只不过是他自我加压，不止如此，他沉下心思去研究还发现现行税制当中的许多问题，以及他比较在意的那个哪怕皇帝三令五申，但仍然愈演愈裂的奢靡之风。
说起来，他自己所著的那部税法法典当中，其他的他倒还不是特别在意。
只是这些年来商业兴盛，商人聚集了太多太多的财富，而他们所承担税收与种地的农民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实在是不合理。
包括关延卿和田振古也都是这个想法，所以他们在仔细打磨这部法典的时候一直比较看重这一块。
载倒还轻松笑着说：“若是这本新的税法得了父皇准允，那天下商人可是要恨死本王了呢。”
“商人乱政，便是取死之道，这一点就是到了皇上面前，王爷也立得住。”
不错，这就是他们相对轻松的缘由。
关延卿总结说：“既如此，那法典之事便这样定了。另外便是马上要报给皇上的正德三十四年的岁入，一共是二十六亿三千四百万，正德三十五年的预算也好了，为二十四亿八千万，请王爷过目。”
“好，咱们议议。”
“是。”
他们两位喜欢这种氛围，朝堂乱也好，不乱也好，他们在做着这些实际的事情就感觉没有荒废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