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7年2月2日，下午三时，太平洋航运公司旗下的“福运号”客货班轮在一艘引水船的指引下，缓缓地驶入长乐岛宝源港。
船只尚未靠岸，码头上已经有数十名小贩迫不及待地涌了过来，等待即将下船的潜在客户。
长乐岛是于乾武六年齐国探索舰队根据荷兰人塔斯曼的航海记录而“发现”的一座南太平洋岛屿。
这是一座典型的火山岛，一座中央山脉分开长乐全岛，山脉中有许多休眠火山，岛上的最高点长乐峰海拔超过一千米。
这座山脉也将该岛的气候一分为二，东南部湿润多雨，年降雨量3000毫米，西北部较干燥，年降雨量1800-2300毫米。
目前，该岛隶属于东洲总督区管辖，与古澜岛、尖山岛等周边数十座小岛组成了长乐县，人口规模六千四百余。
整个县的经济类型主要以种植园、伐木和采矿为主，百姓的日子过得殷实而悠闲。
当然，这里的百姓仅为齐国移民以及部分混血居民。
昔日岛上的王国早已被齐国当局解散，国王也遭废黜，所有的土著也变成齐国海外领地“居民”，为岛上一个个种植园和矿场“工作”。
岛上有许多白檀、乌木等珍贵木材，还有优质硬木和松木，在过去数十年里曾引得无数商人蜂拥而来，驱使着岛上的土著大肆采伐，疯狂掠夺。
后来，齐国海外殖民事务部于此设立管理机构，组建地方政府，遂阻止了商人们的滥采滥伐的行径，转而采取有序开发、合理经营的原则，将岛上仅剩不多的珍贵木材予以政策性保护了起来。
一些扎根于岛上的商人和移民眼瞧着上天赐予的财富被政府给圈去了，虽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于是，他们便在岛上几条河流处的肥沃的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开辟了大量的种植园，种植甘蔗、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以完成“经济转型”。
经过数十年的开发，长乐岛上的面貌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岛上的土著也从蒙昧落后的原始时代，一跃而进入了现在的蒸汽时代。曾经遍地的茅草屋，被一栋栋漂亮的东方式民居所替代，他们也将身上以树皮或者兽皮缝制的简陋“衣服”换成了轻柔的棉布。
过去他们主要以采摘野果、捕食近海鱼类为主要食物来源，现在却能吃上可口的稻米和各种面制食品，以及丰富多样的蔬菜和调料。
可以说，齐国人的到来，将他们从极为蛮荒而愚昧的状态一下子给彻底解放出来了。
但是，他们的生活真的变好了吗？
“他们的生活怎么可能变好？”杜瑞图摇了摇头，朝身边这位昭信校尉军官说道：“据我所知，在我们大齐将长乐岛纳入治下前，该岛的土著人口估计有三万到四万人，而现在嘛，怕是不到一万五千人了。那么损失的人口都到哪儿去了呢？”
李延良对这个问题，心里是有答案的，但他实在不想跟这位较真的学者继续讨论下去。
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徒费口舌而已。
这个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弱小和落后，就是一种原罪，一旦被强大的国家或者族群盯上，覆灭或者被融合，将是它最终的结局。
“……除了移民带来的各种传染疾病造成岛上的原住民大量死亡外，那些贪婪的商人、种植园主、矿场主的肆意压榨和奴役，也间接‘消除’了这个岛上相当数量的原住民。”杜瑞图却是不管不顾，犹自说道：“就拿眼前这座码头来说，三十多年前，地方政府为改善码头设施，使其能停靠更多、更大的船舶，便强征三千余岛上原住民日夜施工。待工程完工后，参与施工的原住民仅剩下不到两千人。可以说，这座码头的下面埋葬着原住民的累累尸骨。”
“总不至于要在码头下面埋葬我大齐子民的无数尸骨吧？”在一名港务人员的指引下，李延良来到码头客运站，准备招一辆马车前往城中。
他们所乘坐的“福运号”将在宝源港停驻一天，补充食物和淡水，并添加燃煤，在明日正午十二时才会启航离港。
在这种情势下，他不想待在船上狭窄的舱室内无所事事，便随着一行旅客下了船，到城中寻一家舒适的旅社，洗上一个痛快的热水澡，然后美美的睡一觉。
然而，这位从怀远港登船后便一直跟他喋喋不休的社会学家便不断抨击帝国的殖民事务是如何损害了太多原住民的利益，又如何破坏了难得的原住民文化，让他有些烦不胜烦。
也不知道，这位学者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居然对殖民领地上的原住民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认为帝国政府应该像保卫帝国子民一样，对这些可怜而又无助的原住民施以保护，并加以经济扶持，让他们享受帝国的阳光沐浴。
难道真的是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这些到处游历四处考察的“良心”社会学者开始将注意力从国内转向了国外，为那些卑如草芥的殖民领地原住民发声，宣扬什么“天下大同”、“万民平等”之类的自由学说。
省省吧，这么富有博爱之心，莫如多关心一下我大齐社会底层百姓的民生问题，为他们所遭遇的种种不公，去发声，去呼吁，去改变。
四个月前，一份来自本土的调令送到怀远城，让李延良将暄州警备司令的一职暂时交由副手暂代，然后立即乘船返回长安述职。
不过，他当时正带着众多参谋军官在大盐湖地区视察当地的盐城堡的建设进度，以至于无法第一时间获悉该份调令。
直到两个月后，他巡视至长泰堡时，才从当地的电报站收到这个消息，随即便抽身返回怀远城。
待与副手交接了各项事务，又与暄州总督府诸多官员逐一话别辞行，又耗费了大半个月，直到年节临近，他才搭乘“福运号”班轮朝汉州本土赶来。
在殷州待了八年，说实话，他对这片充满无限生机的领地还生出了几分眷恋和不舍。
这里有无尽的森林，也有数不清的矿产，还有众多勤劳朴实的移民。
这里河流纵横，土地肥沃，更让人为之欣喜的是，这里四季分明，跟华夏大陆隐有几分相似。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若有野心之辈将其占据，那绝对算的上拥有王霸之基，并可成长为当世之大国。
虽然，帝国将这片海外领地从北到南，划了三个总督区和一个亲藩王国领地，算是将之部分碎片化，以防止地方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
但李延良看来，这仍旧不足以保证帝国对这片领土的彻底掌控。
因为，殷州距离汉州本土太远了，根本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地管理和控制，只能依赖于那些派去的殖民官员能尽职尽责，可以忠实地履行皇帝陛下和内阁政府的意愿。
但，鞭长莫及呀！
或者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这些年来，随着疏离和浮夸之风在帝国各地盛行，享乐主义和贪污腐化也伴随而生，位于偏远的殷州殖民领地也概莫例外。
以他一个暄州警备司令的身份和地位，每年政府发下的薪水和海外津贴不过六百多元，但要加上众多的商人和矿场主趁着年节向他随礼和孝敬，总收入会高达四千多元。
就这，还是他不主动索贿纳贡的情况下获得的收入。
八年任职，他就积攒了近三万元，这收入水平超过齐国境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群。
而他，不过是众多海外殖民领地内的一名中层官员。
总督、殖民事务部驻殷州代表、殷州海关总署、殷州警备总司令、殷州对外贸易总督查……，等等，诸如此类高官的收入水平，可想而知。
羊毛毕竟是出在羊身上的，殖民官员这般肆无忌惮地敛财贪腐，最终受到伤害的自然是整个殖民领地的百姓和商人。
曾有部分殷州出生的学者大胆地发问，“殷州人为何要被本土来的官员骑在头上，予取予求，而始终保持沉默不语呢”？
是的，随着殷州陆续创办了数所大学，在提升当地科技文化水平的同时，也让这片土地出现了一股自主思潮。
这些拥有一定“自主意识”的新殷州人在对本来派来的殖民官员表示不满的同时，却对东海岸的英属殖民领地的管理模式充满了无尽的向往和羡慕。
那些人拥有自己的议会和自治管理机构，他们还享受极低的赋税――当然，最近几年，英格兰“爸爸”开始加大对北美“儿子”的索取力度，不仅增加了许多税种，而且还将税率缓慢而坚定地向上提升――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拥有更多土地，他们甚至还能决定地方总督和官员的薪酬，可以随时监督和审查他们的施政过程。
而且，英属北美领地在发展了一百多年时间，还陆续拥有造船、炼铁、纺织、酿酒等规模制造业，从而可以向陈国、加勒比地区大量出口商品以换取宝贵的金银。
哪像殷州领地，在政府的刻意压制下，除了木材加工、食品加工、毛皮加工等最为初级的工业产业外，连一根铁钉都生产不了，几乎全部的生产和生活用品都要从汉州本土及南洋领地进口，忍受着极为不平等的贸易剪刀差。
诚然，在殷州殖民领地的居民生活虽然比不上汉州本土，但绝对要比秦国、朝鲜、日本等传统华夏文明圈百姓要高出许多，最起码不虞冻饿之苦，也不担心战争之祸。可是，这么持续被本土压制和“吸血”，心里总是不那么舒服。
为何本土就不能将我们殷州人当做自己人一样对待呢？
众所周知，殷州殖民领地在建立之初，就是被当做本土流放犯人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粗略统计，从汉兴十年到永隆六年的五十多年间，本土一共往殷州移送流放犯人超过五万八千余。
你说，这些被送来的犯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对本土政府会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另外，殷州的移民组成中，除了本土流放过来的犯人外，大部分皆是来自秦国、日本、朝鲜以及安南等国家地区的无地农人或者受灾难民。
这些移民在初到殷州后，可能会因为齐国救他们于水火当中而感恩戴德，表示一定程度上的恭顺和臣服。
但随着大量二代或者三代移民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在竭力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面对本土这般压制和剥削，是否还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继续向帝国表示顺服？
要知道殷州可不像其他海外殖民领地那样，要么是一座座孤立的岛屿，要么是嵌入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势力之间的小块要津所在，必须依赖本土的保护，不得不接受中央政府的拿捏和控制。
殷州，乃是一块面积庞大且资源丰富的大陆，北至寒洋，南至墨西哥，东到汉河，方圆数千里，皆无强大势力存在――在齐国人眼里，法国于路易斯安娜地区那点人口和零星据点，根本拿不住中部大平原--只要拥有源源不断地移民涌入，稍加发展，便有成为潜在大国的可能。
所以，李延良认为，要想彻底将殷洲“抓”在手里，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控制力度外，还要将殷洲再度碎片化，把目前几个总督区和未来新占之地，另行分出若干总督区。
若是有可能的话，可以让皇室再分封几个藩国夹杂在这些地方总督区之间，大小相制，互不统属。
而且，还可依印度和黔州之例，建立殷洲驻屯军，派往殷州要津之处和港口之地，以为武力挟制。
殷州，当为帝国之翼，西太平洋之屏护，断不可轻弃。